「... ...我讀歷史的時候,時常忍不住要替古人憂心,尤其是活在盛世之中的百姓。例如『開元之治』,難道那些在曲江江畔結伴春遊,賞花飲酒的長安市民還沒發現,城破家亡的日子已經不遠?所謂『開元盛世』,前後其實還不到三十年,之後便是漫長的腐敗、衰退和內戰了。
將來要是有人替一座叫做『香港』的城市書史,又會怎樣形容我們這個時代呢?
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前,這個城市的消防員要先收受災民的錢,才肯放水救火;皇家警隊不只養肥了幾個身家逾億的探長,還成了封報館打學生的政治鷹犬。直到八十年代,才漸漸生出後人所說的『香港核心價值』。正當這套價值被人捧到最高點的時候,廉政公署的頭目開始請人喝茅台了,警隊的極峰則一次又一次地發明出大家聞所未聞的新名詞,比方說『低調通緝』。
不多不少,香港的神話也只維持了三十年,在它終將破滅的前夕,樂不思蜀的市民猶在港岸圍着一隻巨大的黃鴨拍照。」
摘自梁文道:《羅馬、長安、香港》
201305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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