呂大樂本科畢業，唸研究院的時候，同樣面對這處境。「他們覺得你要做研究，當然要做大題目啦，要有一家之言。」有資深教授得知他的研究打算做香港的題目，不予認同，「好濕碎的題目，做來做咩呢？」呂大樂的碩士論文，題為「Urban protests in Hong Kong」。他不諱言自己當時有種年輕人的意氣。「是為了反抗和反彈的。你講香港政治是講 stability，我就同你講 social conflict。你覺得香港的文化唔駛講，我就同你講普及文化，仲要有咁普及得咁普及。」總之他要走出一條前人未行過的路。「當時是自覺地 turn upside down。」他微笑。「凡你話無嘢的，我就專揭開舊石，睇下有無嘢。」終於石翻開了，香港研究也萌芽生長了。... ... 他反而覺得，如今本地學者問題在於，一旦某件事不被官方認可（有助升遷上位），大家就不願意做。「可能有個題目，好需要這一兩年有人去做，但你明知做這題目需要用中文，甚至本地發表，先至可以同人對到話……」他停一停。「啲人咪唔肯做囉。」他批評這種功利的傾向。「可能是香港人性格上的缺點，大家做嘢都好快手，有蘿蔔同鞭，好清楚呢，大家就知怎做。但此外我們有否餘力可以做多少少嘢，起碼可以回應到一些重要的本地課題呢？」
亞裹【專訪】《呂大樂念茲在茲的，香港研究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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