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文化苦旅》
藏書憂
「 ...我所滿意的是書房裡那種以書為壁的莊嚴氣氛。書架直達壁頂，一架架連過去、圍起來，造成了一種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壓。走進書房，就像走進了漫長的歷史，鳥瞰著遼闊的世界，遊弋於無數閃閃爍爍的智能星痤之間。我突然變得瑣小，又突然變得宏大，書房成了一個典儀，操持著生命的盈虧縮脹。
一位外國旅遊公司的經理來到我的書房，睜大眼睛慢慢地巡視一遍，然後又站在中間凝思良久，終於誠懇地對我說，「真的，我也想搞學問了。」我以為他是說著玩玩的，後來另一位朋友告訴我，這位經理現在果真熱心於跑書店，已張羅起了一個很像樣子的書房。我想，他也算是一位閱盡世間美景的人了，何以我簡陋書房中的雜亂景況，竟能對他產生如此大的衝撞？答案也許是，他突然聞到了由人類的群體才智結晶成的生命芳香。」
「 羅曼．羅蘭說，任何作家都需要為自己築造一個心理的單間。書房，正與這個心理單間相對應。一個文人的其他生活環境、日用器物，都比不上書房能傳達他的心理風貌。書房，是精神的巢穴，生命的禪床。
我的家一度在這個城市的東北部，一度在喧鬧的市中心，現在則搬到了西南郊。屋外的情景時時變換，而我則依然故我，因為有這些書的圍繞。有時，窗外朔風呼嘯，暴雨如注，我便拉上窗簾，坐擁書城，享受人生的大安詳。是的，有時我確實想到了古代的隱士和老僧，在石窟和禪房中吞吐著一個精神道場。」
「...我沒有學別人，在書房裡貼上「恕不借書」的佈告。這種防範密守，與我的人生態度相悻。我也並不是一個吝嗇的人，朋友間若有錢物的需要，我一向樂於傾囊。但對於書，我雖口頭答應，心中卻在囁嚅。這種心情，大概一切藏書的學人都能體諒。
我怕人借書，出於以下三方面的擔憂。
其一，怕急用的時候遍找無著。
自己的書，總或多或少有內容上的潛在記憶。寫文章時想起某條資料需要引證，會不由自主地站起走向某個書架，把手伸到第幾層。然而那本書卻不在，這下就慌了手腳，前後左右翻了個遍，直鬧得臉紅心跳、汗流浹背。文章一旦阻斷，遠比其他事情的暫停麻煩，因為文思的梳理、文氣的醞釀，需要有一個複雜的過程，有時甚至稍縱即逝，以後再也連貫不上
。有的文章非常緊迫，很可能因幾條資料的失落，耽誤了刊物的發稿，打亂了出版社的計劃。於是只好定下心來，細細回想是誰借走了這幾本書。想出來也沒有用，因為這種事大多發生在深夜。
借書的朋友有時也很周到，經過反覆掂量，拿走幾本我「也許用不到」的書。其實文章一旦展開，誰知道用到用不到呢。有時我只好暗自祈禱：但願最近真的用不到。即如我寫這篇文章，幾次想起周作人幾本文集中有幾條關於藏書的材料，可惜這幾本文集不知被誰借去了，剛才還找得心急火燎。
其二，怕歸還時書籍被弄「熟」弄髒。
這雖是外在形態的問題，對藏書的人來說卻顯得相當重要。藏書藏到一定地步，就會對書的整體形式重視起來，不僅封面設計，有時連墨色紙質也會斤斤計較。捧著一本挺展潔淨
的書，自己的心情也立即變得舒朗。讀這樣的書，就像與一位頭面乾淨、衣衫整齊的朋友對話，整個氣氛迴盪著雅潔和高尚。但是，借去還來的書，常常變成卷角彎脊，一派衰相。有時看上去還算乾淨，卻沒有了原先的那份挺拔，拿在手上軟綿綿、熟沓沓，像被抽去了筋骨一般。遇到這種情況，如果書店裡還有這本書賣，我準會再去買一本，把「熟」了的那本隨手送掉。
或問：「你不是也購置遠年舊書嗎，舊書還講究得了什麼挺拔？」我的回答是：那是歷史風塵，舊得有味，舊得合乎章法。我們不能因為古銅鼎綠銹斑剝，把日常器皿也都搞髒。
其三，怕借去後彼此忘掉。我有好些書，多年不見歸還，也忘了是誰借的，肯定永遠也不會回來了。我堅信借書的朋友不想故意吞沒，而是借去後看看放放，或幾度轉借，連他們也完全遺忘。三年前我去一位朋友家，見他書架上一套《閱微草堂筆記》 十分眼熟，取下一看，正是我的書，忘了是什麼時候被他借去的。朋友見我看得入神，爽朗地說：「你要看就借去吧，我沒什麼用。」這位朋友是位極其豁達大方的人，平生絕無佔他人便宜的嫌疑；他顯然是忘了。那天在場友人不少，包括他的妻子兒女，我怕他尷尬，就笑了一下，把書放回書架。那是一個二十年代印的版本，沒有大大的價值，我已有了新出的版本，就算默默地送給這位朋友了吧。好在他不在文化界工作，不會看到我的這篇文章。
但是，有些失落不歸的書是無法補購的了。有人說，身外之物，何必頂真？但這些書曾經參加了我的精神構建，失落了它們，我精神領域的一些角落就失去了參證。既有約約綽綽的印象，又空虛飄浮得無可憑依，讓人好不煩悶。不是個中人很難知道：失書和丟錢完全是兩回事。
由此我想到了已故的趙景深教授。他藏書甚富，樂於借人，但不管如何親密，借書必須登記。記得那是一個中學生用的練習本，一一記下何人何時借何書，一目了然。借了一段時間未還，或他自己臨時要用，借書者就會收到他的一封信。字跡娟小，言詞大方，信封下端一律蓋著一個長條藍色橡皮章，印著他的地址和姓名。
還想到了毛澤東警衛員尹荊山的一則回憶。五十年代末，毛澤東向黃炎培借取王羲之書帖一本，借期一個月。黃炎培借出後心中忐忑，才一星期就接連不斷打電話催問，問是否看完，什麼時候還。毛澤東有點生氣，整整看了一個月，在最後一天如期歸還。黃炎培也真夠大膽的，但文人對自己的藏書癡迷若此，並不奇怪。
又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，半年前，他竟在報上發表告示，要求借了他書的人能及時歸還。我知道他的苦衷，他借書給別人十分慷慨，卻是個不記事的馬大哈，久而久之突然發現自己的書少了那麼多，不知向誰追討，除了登報別無良策。我見報後不久來到他家，向他表白，我沒有借過。他疑惑的目光穿過厚厚的鏡片打量著我，問了一聲「真的？」我不無惶恐，儘管我確實沒有借過。
我生性怯懦，不知如何向人催書。黃炎培式的勇氣，更是一絲無存。有時我也想學學趙景深教授，設一個登記簿，但趙先生是藏書名家，又德高望重，有資格把事情辦得如此認真
。我算什麼呢，區區那一點書，面對親朋好友，也敢把登記簿遞過去？」
「...有位教授對著書房反覆思量，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最後忽發奇想，決定以自己的餘年尋找一個能夠完整繼承藏書的女婿。這種尋找十分艱苦，同專業的研究生是有的，但人品合意、女兒滿意的又是鳳毛麟角。教授尋找的，其實是自己第二生命的延續，經歷了一系列的悲劇和滑稽，他終於領悟，能談得上延續的至多是自己寫的書；至於藏書，管不得那麼多了。」
「...一個學者，為了構建自我，需要吐納多少前人的知識，需要耗費多少精力和時間。苦苦匯聚，死死鑽研，篩選爬剔，孜孜矻矻。這個過程，與買書、讀書、藏書的艱辛經歷密切對應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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