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文道對談：與周保松談大學的價值
梁： 梁文道
周： 周保松
梁： 你回來教書教了八年，一回來沒多久就開始做這件事。為甚麼？
周：大家都知道哲學最重要的就是對話、討論，你要敢於表達你自己的觀點與意見。我經常鼓勵他們，最好的思想training就是將自己的觀點講出來，接受其他人的批評、接受其他人的挑戰。習慣了之後，這正好是cultivate一個民主公民的最好途經。最近一年半載，看到我們同學的文章登上報紙，就可以看到這個training的效果。這是真正的 life long learning，終身學習。其實有很多學生都畢業好多年了，但都還堅持看論文和評論文章，關心中國、關心國際，然後他們可以自由討論。這個過程就是讓他們覺得不那麼孤獨，因為畢業後單打獨鬥是很辛苦的，尤其發覺你做的事與身邊的人都格格不入的時候，你就會覺得沒有力量。但如果有一個platform，便知道很多人都在關心同一件事，你想的不是一些另類或沒人支持的事。
梁： 你教書要備課，還要寫論文、做研究，你有時間嗎？
周：在現有的大學體制中做這些事，其實是大傻瓜，這是真的，完全沒有分數計算。所以這也是大學教育的危機。你看到現在的大學是千方百計將老師趕離學生。在你的升遷、續約考慮裏面，只看你的publications；至於你放多少時間在學生身上，體制上是毫不關心的，甚至告訴你別放太多時間在學生身上，因為這樣對你是很不智的。當然你說學校會有course evaluations，每份evaluation都有十幾條問題，但是他們只看兩條，就是「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course?」及「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lecturer?」這兩個問題會化成數目字，比如1至6，非常滿意至非常不滿意。
所謂的重視教育其實是一個數字，中間所有其他東西都不見了。而你和學生的交流、學生的轉變，這些教育最核心的部分在整個assessment當中都不見了。在現代那些國際大學不同的ranking裏面，這些部分也是沒有的，最多只能看得到一個師生比例，完全沒辦法evaluate一個teaching quality，譬如師生關係、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提升了多少等等。這些完全在所謂ranking或calculation中消失了。結果所有老師都不被鼓勵關心這些事了，連老師都不做老師，教育的本義就無法繼續下去了。香港在講民主化，中國在講如何改革，我們正面對一種政治轉型；而政治轉型是需要有人去推動的，那我們需要甚麼人材去推動？這是整個大專教育應該要想的問題，但奇怪的是，整個大專教育似乎沒有想過要去培養甚麼人去推動社會改革。
梁：目前全世界基本的趨勢就是，大學是整個社會經濟未來動力的發動機或培育所。例如有些生化學科就和藥廠合作研究，甚至已經到了違反學術倫理的地步了。因為大學裏的研究是應該拿出來登在學刊中公諸天下的，但現在很多研究都不公開，他幫藥廠做、要註冊專利，又怎麼可以公開呢？人文學科只是聊備一格，當學校已經變成這樣子的時候，不談你剛才講的那些問題反而是正常了。
梁：我知道現在的大學要求教授出很多paper，把注意力從學生身上移開了。但回想我們讀書的時候，我們不也整天都說有很多老師不做研究嗎？根據那種德國研究型大學的理念，教學應該相長，你做了研究，才有東西拿出來教學生。所以，這豈不是過去幾十年香港認真的大學生所期盼的事？
周：教學與研究在理念上是沒有衝突的，而且我覺得應該兩者兼重，能平衡是最好的。但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時間就只有這麼多，你多放一分鐘時間在學生身上，你就沒可能將所有精力放在另一邊。所以下一步我覺得應該考慮兩件事，第一就是校方能否提供一個較好的環境去肯定教學的重要。第二就是你所說的研究到底是做甚麼研究呢？現在的研究往往重量不重質，不斷催谷老師去申請research funding，然後用那個funding來衡量研究的成就。你要問一個好的研究、高質素的研究，要在一個怎樣的環境下才能產生出來？譬如你講哲學，John Rawls 五十歲才出他的第一本書，但一出便是經典。不同學科有不同性質，不同老師有不同的特長和不同研究的路向，可能有些東西是要厚積薄發的，例如以前的中央研究院甚至規定研究員進去頭三年不能出論文。好的教育需要很長時間來跟學生相處，好的研究則需要很長時間去累積和develop 。
梁： 所以當代學者只出論文集，而專著則幾乎消失了。
周： 在現在的評核制度中，一本書等同一篇論文，那還有誰會去寫書呢？而且寫一本書可能需要十年八年，一個真正的好學者一生可能就只出一本書。在現在這個學術環境中，這一類學者可能就無法生存了。
梁：套回中大的例子說明，無論是主張最原始的那種新亞精神，還是寫大字報去罵新亞精神，對我來說也依然有一個共同的地方，那就是一種對價值很積極的認定，一種肯認，一種承擔，這是很重要的。中大五十年，無論你是哪一種學生運動，大家對價值有一個起碼的肯認，絕非價值虛無主義。
周：我絕對同意，在中大四十年的時候我寫了一篇文章，嘗試去定義甚麼是中大精神，那就是價值關懷和社會批判，它絕對不是中立，而且絕對願意承認它對社會有承擔，我認為這是中大最重要的資產。這次的事件好像對中大構成很大的傷害，但相反來看，有二、三千人護送女神像，有這麼多人走出來，正是看到中大的價值意識和社會批判的存在。我能肯定地說，不只在香港，甚至在整個華人地區，也沒有幾間大學培養出這種傳統和自我期許，這比競爭國際排名要有意思得多。
摘自梁文道《與周保松談大學的價值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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