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保松：行於所當行

「我人生最值得慶幸的事，是遇上哲學。」周保松說起當年為是否轉系而「不足為外人道」的累人糾纏，雲淡風輕。

而對於教授《哲學概論》的陳特老師，周保松至今滿懷感恩：「他令我與哲學相遇，從此人生在另一條正確的軌道上運行」。在陳生逝世十週年紀念日，周保松在臉書上貼了與老師的合照表達懷念之情。周保松的學生說：「他常常提起自己的老師，那些燃亮了他的人。他曾經經歷過的好，他也想他的學生感受到。」

周保松中大哲學系的老師陳特、沈宣仁，是創辦新亞書院的錢穆，唐君毅，牟宗三的學生，周保松常從他們的口中，聽到他們的風采。耳濡目染间，周保松也承存了一種中國文化中言傳身教的教育理念。

周保松的學生都習慣叫他「周生」，這是哲學系的傳統，中國文化中沒有「教授」，只有「先生」。「先生」不只教授知識，更要「傳道、授業、解惑」。他在課餘舉辦原典夜讀，讀書組，網上論壇，沙龍，還與學生一起去行山。他與學生，就像師徒，但他不是高高在上，「我希望可以與學生一起在生活中學習」。「保松這學生，是我見過最全情投入教學的老師」，周保松中大哲學系老師石元康說。

但在這個時代，當個好老師，很難。現在大學的遊戲規則，一個教授的前程就掛鉤在種種量度其研究論文的指標，如何用心教學，卻變成份外事。但周保松卻願意放大量精力在與個人仕途關係不大的教學上：「我很享受與學生的時光，而且大學本就該是個育人的地方。一個老師，如果他的學問人格修養，能夠改變學生看世界看人生的方式，增加他們對文化對人的關懷，刺激他們對真理對美善的追求，其中的大貢獻，絕不是今天時髦的種種硬指標可以衡量得了的。」

1985年， 讀中一的周保松移民香港。農村的生活，雖然窮，但無憂無慮，那裏有他最喜愛的朋友。離開前，他萬般不捨，朋友都來送別他，送上了家鄉的土和水。來到香港，迎接他的是深水埗北河街的板間房，30多平方米，住了 3戶人。板間房分為兩層，保松住在上層，只能彎着腰讀書寫字。

初到第一年，日子很難過，嚴重的疏離感令活潑好動的他變成自卑、孤僻。當時他唯一的寄託就是給鄉下朋友寫信和看書。信一年裏就寫了幾百封，而中學旁邊的圖書館則成了唯一的天堂。他如饑似渴地閱讀，靠埋頭於洋溢着古典美及傳統情懷的台灣文學間思念家鄉和朋友。瓊瑤是那時影響他最深的作家，除此讀琦君、張曉風、司馬中原；其後是李煜、李清照、柳永那些憂傷的長短句；也開始接觸到政治的書，如柏楊的《中國人史綱》，劉賓雁的《第二種忠誠》等等。

上了大學，他開始大量閱讀不同的哲學書，最打動他的，是羅爾斯這位左翼自由主義哲學家，堅持自由民主憲政的同時，又不忘社會福利及公平分配。「他的思路你不一定同意，但他的問題意識是很根本的，社會分配的問題要怎麼面對？什麼是公正的社會？」羅爾斯的文字出名冷冰冰，而且哲學又非常理性，但中學時的文學閱讀，以及他新移民的經歷，卻為周保松的哲學訓練，作了很好的鋪墊。

周保松說，教學生哲學，最難的並不是去明白相關的概念，而是令學生對這些概念有感受，「看政治哲學，其實你沒有辦法缺乏情感，例如對於一些弱勢的人的同情，如果你沒有這種通情共感，沒有對他們處境的代入，很多抽象的概念是沒有辦法去感受。例如沒有嘗過自由的滋味，你就很難去明白自由，例如沒有嘗過窮人的自卑感，你不會覺得平等重要。我覺得我新移民的經歷讓我比較容易去理解這些的。所以我常常跟政政系的學生說，讀多些歷史、讀多些文學、聽多些音樂、看多些電影，因為這些可以讓他們看到人性更真實的東西。」

可惜他發現現代的大學教育往往失去了情感。「愛是一種能力，需要學習，但現代社會的教育，讓我們看到的只是私利、競爭，價值不再重要，所有事都是利益、工具，很破壞人的情感，這樣的生活不 會愉快，不會活得好。回想起來，大學 99個學分，有多少是這一部分？」

周保松做着一點一滴去改變。上年杜鵑花開的時節，他提議搞一個花節。中大沈祖堯校長的第一個反應是：「周生，你很浪漫啊！」周保松說：「其實博群一開始的想法很簡單，就是想這間大學似一間大學。而花節亦不只是為了浪漫，花節等活動就是想恢復大家對生命的一些感受，比如校園，你發現不是旁觀者，你對周圍的環境是有感情，不是工具性的。」

又例如一系列的博群講座，請來了台灣現代舞大師林懷民談他在台灣建立雲門舞集的歷程，講怎樣「在水泥地上種花」，請來了內地著名公益人士梁曉燕老師，講講在中國建立公民社會「不斷生、不斷死、再不斷重生」的故事，也有文學家白先勇、學者李歐梵「談成功，談失敗」。「我跟每位嘉賓說，我們不要學術討論，而是要生命的交流。」

摘自黃麗萍《周保松：行於所當行》
《陽光時務週刊》第41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