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 多年前，我牽頭和幾位學運朋友編寫過兩本書，分別是《同途殊歸》和《叛逆歲月》，記述和探討了 1982 年前途談判開始到 1997 年回歸，其間 15 年來的香港學運歷程。為了做好資料蒐集工作，讓兩書更加紮實，當時我們翻閱了多間大專院校這段期間的學生刊物。讓我印象最深刻的，是前途談判期間，在這些學生刊物當中，可謂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，什麼樣的觀點和評論都有，例如「中國收回香港論」、「港英繼續租借香港論」、「聯合國託管論」、「港人公投自決論」等等，應有盡有，眾聲喧嘩。
當時的殖民地宗主國是英國，在港英治下，前述這些公然挑戰其主權的言論，並沒有遭到港英政府打壓，起碼，並沒有一位港督，在其施政報告中，說要對學生刊物裏這些「錯誤主張」「多加警惕」。但當年殖民地政府可容忍的，今天的特首卻不能容忍。
本欄的讀者大概會知道，筆者在 1980 年代的學運組織中，屬於「民主回歸派」，但我卻慶幸當時能夠有這樣一個眾聲喧嘩的校園環境，讓各種不同觀點，即使是我不同意的觀點，通過反覆辯論，而愈辯愈明，我慶幸當時沒有當權者，企圖打壓校園內的言論。現在差不多每個人，都說鼓勵大學生要學懂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，但當學生的看法與社會主流觀點一模一樣時，哪用大家多作 lip service；相反，正正是當學生的看法與社會主流觀點不同，甚至南轅北轍的時候，社會仍能表現出尊重和包容，才真正最能體現出社會對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的真誠，才最彌足珍貴。
大學校園，本來就該是引發思潮，帶動社會前進的地方，如果我們的步伐和界線，都與外面社會的一模一樣，那又豈能起到帶動的作用呢？所以，學生刊物挑戰社會禁忌，本來就沒有什麼大不了，例如，在 2007 年也發生過《中大學生報》情色版事件，挑戰的是道德禁忌；而今次的《學苑》「香港民族論」事件，挑戰的則是政治禁忌，學生的觀點我們未必同意，但容得下學生的稜角，是一個社會的應有之義。
蔡子強：《批學苑恐怕會是一場意識形態批鬥的序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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